风水文化

风水，又名堪舆，属于古代传统文化，或称之为民俗文化，历来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。上至皇家的宫殿园林，达官贵人的深宅大院，下至民众聚居的村落，单家独户的小院土房，都要因地势形势而讲究龙山朝向，起伏高低，水流来去，务要使之合乎风水的要求，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。古代典籍中有关风水的记载比比皆是。现仅摘取两则有关记载加以说明。
一是《三国志?魏志?管辂传》中记曰：

辂随军西行，过毋丘俭墓，倚树哀吟，精神不乐。人间其故，辂曰：“林木虽茂，开形可久。碑言虽美，无后可守。玄武藏头，苍龙无足，白虎衔尸，朱雀悲哭，四危以备，法当灭族。不过二载，其应至矣。”卒如其言。

此后不久，因毋丘俭起兵失败，其族人全被夷灭。管辂的预言，果然应验了。

另一则是宋人朱彧在《萍洲可谈》中的记载：

熙宁癸丑（公元1073年），先公登第，天子擢居第一，为权臣所轧，故居第二。大父颇不平。湖州道场山有老僧为大父言，“此非人事，道场山在州南离方，文笔山也，低于他州，故未有魁天下者。”僧乃丐缘，即山背建浮屠，望之如卓一笔。既成，语州人曰：“三十年出状元。”后大观贾安宅，政和莫俦，相继为廷试魁。此吾家事，非诞也。

北宋神宗熙宁六年（公元1073年），湖州人朱彧的父亲朱服（《宋史》有传）考中进士，本来殿试被点中第一（状元），由于权臣作梗，结果降为第二名（榜眼），因此事，朱彧的祖父愤愤不平。而湖州道场山的老僧却说，道场山在湖山之南离卦方位，是文笔山，其高度不够，不改变这种情况，湖州不可能出状元。于是，这位老僧经过化缘筹资，在道场山上建起一座佛塔，像一支文笔卓然而立。老僧对人说：“此后三十年，湖州定出状元。”果然，宋徽宗大观三年（公元1109年），湖州人贾安宅考中状元，政和二年（公元1112年），湖州人莫俦考中状元。

从上述两则故事中可以看到，地理风水确实对人的吉凶祸福有重要的影响作用，所以古人往往对风水笃信不疑。但是，进入近现代以来，由于西方文化的渗入，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的风水文化，却反复地进行“否定之否定”。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著文指出：“阴阳五行是迷信的大本营”，“吾辈死生关系之中医药，皆此种（阴阳五行）观念之产物。”梁氏首开否定传统文化之先河。连国人生死相系的中医药都在否定之列，否定风水学说更是首当其冲了。继梁启超之后的新文化运动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大有“矫枉过正”之势，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展的“横扫一切”的文化大革命，再一次对风水学进行了否定。近些年来，对传统风水的新一轮的“否定之否定”已经开始了。

亢亮教授分析当前风水学说的研究形势说：“目前，肯定中国风水学的专家、学者和广大实践人员，在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的国家政策的宽松环境下，得以公开进行风水科学实验、统计、调研，举行各种研讨会和讲习班。否定中国风水学的专家、学者尚无调研、统计和真正的研究报告。多从学术成见出发，按固有的印象偏见给中国风水学挂牌子、扣帽子，指责为‘封建迷信’。”亢亮教授进一步指出风水学的发展前景论：“传承五千年的中国风水学，是文化瑰宝，应加深入发掘研究，去伪存真，拂尘整理，古为今用，使其为现代建设服务，造福社会”。（《风水与城市》）

中国传统风水，最早应追溯到《尚书》所载周公卜洛和《诗经》中的有关章节。至两汉时代，已有风水专书问世。两晋至隋唐，风水学说已经完备成熟。唐朝末期杨筠松是风水学说集大成者，被后世遵为杨公风水，其著作被奉为经典。其徒曾文辿、赖文俊，以及宋代的廖禹、吴景鸾等人传其术，并各有著作问世，丰富发展了杨公学说，形成风水学一大流派。元明清各代，风水学家的观点和技法不尽相同，发展至近代，又分为形势和理气两大派系。这种学术观点的分歧，是任何学科在长期流传中所不可避免的，尤其是跨越如此广阔的地域和历经这么久远的年代，不同地域或不同时代的学者，加入一些各自的体验和见解，形成不尽相同的流派，这是必然的。

如何对待不同的风水学流派，这是摆在风水学研究者和爱好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。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不同流派要相互尊重，相互借鉴，取彼之长，補己之短，而不是相互攻击；公平客观地进行研究探讨，而不带任何学术偏见；以效应事实为依据，从风水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；求同存异，力争殊途同归。

杨景磐

于文新墨旧斋 2013年8月